姜老师
徐玉玉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电信诈骗和出售个人信息的关注；李文星事件触发了全社会对传销和网上招聘的关注。全社会都关注了，政府当然也会重视，天津甚至河北掀起了打击传销的浪潮。
7月14日，李文星被发现死于天津静海传销组织里，8月6日，五名主要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，当天天津政法委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，部署严厉打击传销，要求决战20天，彻底清除传销在本市的所有窝点，“打不净，不罢手，不收兵”。
“天津警方两天发现传销窝点420处”，“房屋租给传销人员，房东被罚”……严厉的传销清理行动，效果肯定非常明显。但是传销人员是不是只是避避风头，过段时间是不是还会有回流的趋势？
但是仅仅天津的打击行动再猛，我们也要思考下面两个问题:
一是，传销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犯罪，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，不会因为这一个地方的打击而消失；
二是，违法成本太低，入罪门槛过高，起不到警示作用。
我国现行的法律，对传销的惩治太轻。1998年发布《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》，又于2005年颁布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再到2009年把传销罪写入刑法，刑法修正案七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。虽说是法律对传销的惩治在一步一步加强，但是还远远不够，没有对传销犯罪做到震慑效果。一是，成绩达到三级，人数达到30人，这个数字门槛太高，基层执法部门取证困难，导致绝大部分传销头目逍遥法外，并且打击面太小；二是，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，只对30人以上的组织领导者有警示作用，而对于大部分参与人员，没有约束力，他们作为传销发展的主力，肆无忌惮的发展，并且没有人能够约束。
打击传销，不能一阵风，不能只在局部。因为传销打游击战，来回跑，已成为常态。鉴于这种情况，立法机关需要提高传销犯罪的成本，势在必行，并且执法部门也要划清职责，职能权限划分具体落实到位。
